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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LaterDecember 07 与flareboy的会见一、
与flareboy的会面是在严肃而活泼的气氛下进行的。 二、
美丽的武汉刚刚下过一阵小雨，flareboy和我打招呼 时稍耸着肩，眼神似乎与某次在宿舍楼下相遇时一样，红衣蓝裤，
如水纹般忽远忽近。
三、
在汽车上，我们就新的形势下如何通过网络获得更多 有效信息进行了有益的交流。
四、
我们先是去了哪，我现在有些记不清，只记得在一阵阵 拐弯之后，来到一处隐秘安静的居室，原来这就是flareboy
一直战斗和生活的地方。在参观了书房，客厅和卧室以及一个
青春少年的灿烂面庞之后，我们突然换了地方，似乎是在江边，
又好像是在繁华的商业街，江风使我记起一个与船有关的故事，
讲给flareboy听，他笑笑。对了，我们似乎还冲锋般的去了一条
小巷，一个很池莉的地方，我原先以为她是这个城市的代表，
不过没有得到flareboy的认可。我像是初见启蒙的学生，由老师
flareboy带领，在如教科书行间距宽窄的小巷中走了一个来回，
吃到了两年来两种最好的小吃。
五、
期间，flareboy发表了关于忍的一席话，我将其引申至个人 性格与人际关系方面，貌似评人，实则论己。
六、
后来，我们还去了很多地方，在东湖盛大的水域边，flareboy 讲起小时候的故事，这让我认识到这个大城市的三镇之间关系的美妙
之处和把际遇联系起来的基础的随意性。再后来我们吃到了素斋，
看到了道士，听到了水塔的故事，又互相讲了更多故事。我们的思路
均由对方话语中不重要的细节所指导。
七、
在以上过程中，我们涉及的重大问题有：中央公开纪念胡耀邦 的重大意义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公平性的保障问题。
八、
我认为flareboy变得更加正义了，在谈及娱乐以及游戏时， 过去相似情形下曾有过的显著的邪恶感不复存在似乎，取而代之的
是沧海桑田般的博大平和，希望这平和在不远的时间后获得喜悦和
胜利的支持。
October 18 答问狠…… disintegrates whatever you deny...
关系远的送一幅传统挽联。 攻破敌人的城池， 抢夺他人财宝， 建座城，把抢来的财宝放在里面。 提问31：一天睡眠几小时会比较适宜？
我的问题：你有没有歇斯底里的时候，那时候干些什么？ 我也不点了吧，见贤思齐嘛。 September 27 The Skeleton of the FutureThe Skeleton of the Future
(At Lenin's Tomb)
MacDiarmid
Red granite and black diorite, with
the blue
Of the labradorite crystals gleaming
like precious stones
In the light reflected from the snow;
and behind them
The eternal lighting of Lenin's
bones.
——Scots Unbound and Other Poems,1932
唐师曾有一次针对任贤齐的歌，表达他对于性别问题的观点时说，男人是人类的种子，种子失去活性，这个物种就要没落了。套用前半句说，诗歌也是种子，它产生于孕育其产生的语言的最高处和最深处，包含了所有关于这一语言美丽的秘密，用禅宗讲故事一样的方式发表关于这一语言最简练最正确的定义。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定义来自最敏感最精致的神经末梢，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隐秘的接收器官似乎是在从空气中接收那些精妙的连接。王小波一次被一个固执的英国老太太刺激，老太太说，那些没有读过，背过弥尔顿的人根本不配拿笔写英文。这个论断的逻辑是如此的直接有力，以至于，小波先生庆幸地说，幸好自己不用写英文。
读过上面这一首，应该感到唇齿留香吧。 September 07 卡帕二战回忆录 绝对没有必要再清早即起。 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栋三层小楼的顶楼，整个屋顶被天窗占据，角落里放着一张大床，电话机搁在地板上。没有其他家具，连个钟也没有。阳光把我唤醒。我不知道时间是几点，也并不是特别想知道。我身上的现金只剩下一枚五分镍币。电话铃不响，我便不想动弹，我等着人家来电话请我吃顿饭，给我份工作，至少借给我一点钱。电话铃不肯响， 我的肚子却叫了起来。 我意识到，再想睡上一会那是没门儿了。
我翻了个身，看见了女房东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三封信。最近几个礼拜只有电话公司和供电局给我来信，因此，那神秘的第三封信终于把我请下了床。
果然，一封信是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来的。第二封信来自司法部，通知我说，我，罗伯特卡帕，前匈牙利人，现无明确身份人士，据此而被归为潜在敌侨，因此必须交出照相机、双筒望远镜和轻武器，如果要外出离开纽约超过十英里，必须提出申请，获得特批。第三封信是《柯里尔》杂志的编辑写来的，他说，对我的剪贴簿经过两个月的研究之后，《柯里尔》杂志突然确信我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地摄影师，非常乐意派我去担当一项特殊任务；他们为我在一艘四十八小时后开往英国的船上预定到了一个舱位；心中附有一张一千五百美金的支票，作为预付薪酬。
这其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有打字机，有足够的勇气，便会给《柯里尔》杂志回信，告诉他们；我是敌侨，连去新泽西州都不行，更不必说去英国了，我带上照相机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市政厅那边的“敌侨财产处置所”。
我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有一枚镍币。我决定抛硬币。如果掷出个字，就设法逃之夭夭，去英国；如果掷出个背，就把支票退回去，向《柯里尔》杂志说明情况。
硬币掷了出去，是个背！
但接着我意识到，一枚硬币是没有前途的，我会收下支票，把它兑换成现金，无论如何，我会去英国。
一个小黑点出现在海平线上，不多一会儿，它便开始发闪光信号。我们的信号员脸上完全不带表情地把信息转告我们：“长官，H.M.S哈维斯特号询问，你是否可以分给他们一些啤酒。”
“叫他们过来拿。”
驱逐舰绕着船队转了一两个花哨地圈子之后，欢快地冒着蒸汽赶上来，与我们并排行驶。英国驱逐舰舰长手持扩音器站在舰桥上：“见到你们真惊讶，长官，你们这些船竟然都还漂着。”
“很惊讶见到英国海军漂着——却没有啤酒！”
“我们的深水炸弹用完了，为了对付这帮德国佬只好向他们扔啤酒桶！
此时，把吉普停下来成了一件急迫的事。但是经过前一个晚上的事之后，我觉得不大愿意光顾一家阿拉伯文化机构的厕所。旁边显然没有女孩子，我的眼睛又模模糊糊，所以不愿离开吉普太远。我辨认出车道几码外有一丛挺招惹人的仙人掌，便跑了过去。
我那丛非洲仙人掌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它的绿荫下长着一个木质小路标。它长得很快，使得我睁大了眼睛。路标上是德文，但很容易理解。透过墨镜，我读到：“ACHTUNG！MINEN！”（小心地雷！）
我没有跳起来，也没有挪位置。我一动也不敢动。我没法就这样待下去，但只要我稍微一动，地雷就会爆炸。我对司机大叫着，告诉他我的困境。我对他说我站在雷区中间。他似乎觉得这情形很好玩。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我不敢向后退，因为第一次没能爆炸的地雷现在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我催促他驱车离开，带个有探雷器的人回来。
我中招时裤子已经拉了下来。我就那样站着，在一片孤寂的、空空荡荡不闻人声的沙漠上勇敢地面对着死亡，被钉在沙地上，在一丛傻不拉叽的仙人掌后面。这么个死法连讣告也是没法登的。
不敢说推荐，觉得很有趣。
Robert Capa
slightly out of focus
二战回忆录 焦点不太准
卡帕，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
越战期间触雷身亡，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触雷的一瞬间。 August 10 一贯性 我们对于他人的行为，较容易形成的，也是较为苛刻的标准就是一贯性，这或许决定于每个人拥有的只是有限的认知资源。但不论怎么解释，这种一贯性制造的麻烦远远超越完美主义者对其的绝望，企图用一条具有强大刚性的线性思维归纳他人的行为，并且以之为判断便准是武断且不恰当的。
相对的，我们对于自己的理解的一个方面是我们能以非一贯性要求自己，有妥协，会变卦，可失信，这固然有时放纵了自己的某些惰性，但是它使得我们更易于与自己相处，我们自己提供给自己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后路，对自己更温和。 这对于一贯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实际上是造成了现实，尤其是人际生态的扭曲，对于他人过于苛刻的同时也被他人苛刻要求，同时都对于自己宽容，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紧张感部分来自这种解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就来源于对自我标准的皈依和对于外部标准的拒绝。在缺乏进一步证据的条件下，窃以为两种标准造成的后果之一可能是造成了两种标准之间距离的进一步扩大，对外部标准的刚性和众口一词的亲近很可能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对于自我标准的靠近又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自闭。而对于这种准则的掌握，则又有可能被人为的运用来创造出一个非我但广具赞誉的假人格。
实际上，这出于认知资源的问题很难克服，认知资源的有限造成了我们很难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分辨一次明显的冒犯行为后面可能隐藏的非恶意动机，马上给出最可能的解释。虽然这对于自己的认识过程可能是一次轻视，但这种过程确节约了时间，精力，节约了资源，并且在一次次缺乏反证的认识过程中，这种认识过程得到了强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没有方向。如果一定要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设定一个期限，那只能说，在共产主义得到最终实现前，都是不可能的。对于习惯与从人际关系中取暖的人来讲，这个问题更麻烦。从这个角度看，人情练达的确是一种学术角度的完美舞蹈，只是笔者对其没有直观认识。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问题的有可能产生于个人对于所谓真实的偏执追求，认为对于他人行为的解释是自己态度的必要前提。对此问题，笔者目前的反证依然有限。从这个角度看，利害关系会加重这种反馈作用，因为厉害关系的存在强化了人们思考他人行为动机的动机，但同样令我们悲观的是，厉害关系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仍会存在下去。
失去外部的帮助，在可见的将来和方向上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也只能向内寻求。 July 30 “甲壳虫”之父与技术狂人
◎ 朱步冲 2005-07-19
1875年，当费迪南·保时捷出生在波希米亚小城海申伯格附近村庄中的一个铁匠之家时，谁也不会想到他将成为全世界最奢华的高端汽车之父。不过小费迪南从小就表现出电工和机械方面的天才，16岁时他就为家里制造了一套照明装置。1894年，19岁的保时捷来到维也纳，在今日电气工程巨头ABB的前身贝拉·埃格公司开办的电力工业大学进修，他在1897年担任了这家电力公司实验部门的经理，并开始接触汽车。1898年，他设计出可装在汽车车轴上的电动机。这一杰作被奥匈帝国皇家马车厂——洛纳公司看中，他们聘请保时捷设计洛纳公司的第一辆汽车——洛纳·保时捷1号。这是一辆小电瓶车,它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前轮上各装有一台电动机，直接驱动车轮。遗憾的是，直到保时捷去世，混合动力这一革命性的设计仍然没有得以投入大规模生产。 1933年12月16日，保时捷设计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在此后两年中，新生的公司一直在困境中挣扎。虽然保时捷仅用几个月时间，设计出了一款小型轿车，但无人愿意投产。整整两年里，只有汪达尔汽车公司购买了保时捷公司的设计，生产一款中型轿车。就在保时捷陷于四面楚歌时，纳粹党人夺取了政权。保时捷向德国交通部递交一份报告，建议着手设计小轿车，以提高居民的机动性，又向德国政府报送大众车发展的详细财务计划。这份报告正中希特勒的下怀，这位雄心勃勃的独裁者希望每个德国人都有一辆汽车，就像美国一样。 于是，德国汽车协会接到元首决定开发小轿车的通知，并指定该协会代表德国政府与保时捷公司签订协议，由保时捷公司设计试制大众车。1934年6月，大众车面世，希特勒亲自试驾，并依照德国劳工阵线的口号将其命名为“通过欢乐得到力量”。希特勒决定建立专门的汽车制造厂来生产这种“国民轿车”。为此，在劳工阵线负责人莱伊博士筹划下，劳工阵线拨出5000万马克组建了德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任命保时捷为技术经理。1938年5月26日，大众汽车厂在德国中部布朗施威克市以北10公里的小村法勒斯累本举行奠基典礼。保时捷亲自赴美国底特律订购设备，并聘请一批美国工程师当指导，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以福特汽车公司成功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实行量化生产。“国民轿车”在1939年2月的柏林汽车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其独特的外观被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为“甲壳虫”。 然而“甲壳虫”并没有按照计划成为7000万德国公民出行的代步工具，1939年8月，仅仅在投产一个月制造了630辆后，大众汽车就不得不按照希特勒的旨意将其改装为军用车，以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在加强了“甲壳虫”车身钢架的质量和硬度后，它被定名为62S型，其后的改进型82S搜索车与166型水陆两用军车，成为“二战”中与美国通用“威利斯”吉普齐名的多用途军用车辆，分别生产了6.5万辆，活跃在从北非炎热的沙漠，到苏联冰原的各条战线上。 “二战”的结束并没有意味着“甲壳虫”和保时捷传奇的终结，费迪南与次子费利在斯图加特重新开办了独立的汽车工厂，并设计出了时速高达130公里的保时捷356跑车，1951年首度参加当时车界“耐力指标”的法国勒芒24小时大赛的356赢得1.1升级冠军。次年，费利·保时捷发明了同步契合齿轮箱，这一革命性装置使得在1954年至1956年的3年间，保时捷在各项赛事中夺下400多项锦标，后来全世界的车厂都向保时捷交付专利费，以取得同步契合齿轮箱的使用权，而在1972年3月，重新开工的大众汽车也宣布“甲壳虫”的产量达到1500万台，超过了福特著名的T型汽车，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多的汽车型号。2003年，就在大众公司宣布关闭在墨西哥的最后一条“甲壳虫”生产线前夕，美国《消费者报道》杂志在50周年汽车专刊中，将“甲壳虫”列为有史以来最经典的十款车型之一。 July 22 神秘zhu义神秘主义不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记忆历史的企图，这种回想历史的过程常常带来的无力感给了科学主义旗手们无限的说辞。通常，作为心态的神秘主义作为一种虚幻的虚荣广为鞭挞，但也正是这种虚无和鞭挞广泛地成就着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神秘主义常常将对事物的解释引向不可知，以不可知解释可知的事件，是比之唯心主义是更为不透明的一种指向，它最大的魅力就是隐匿了事件的真相。在与君子不语怪力乱神相逆的方向上，民众，尤其是未受“科学”思想蒙蔽的群氓乡野，毫无疑问地将问题的真相与自身的利益轻易对立起来，在心理上不断模糊着不可知现象的真实力量，由此带来的解释意义上的有所指成就了一种套路，一方面，这种套路向过去地的指归变地再明显不过。另一方面，在对恐惧的战栗反应之后，富有想象力的人们由此获得了某种快感。秘密，力量，阴谋，一切的元素无不是成就着好莱坞式的惊悚。不为人所知事件的真相变得不再重要，不断满足民众想象力的不可知成为了事实的真相。不可知事件也带来了昭示浪漫的玫瑰色，不可知事实的魅力由此而生。
通常，人们对于历史的回想带有夕阳一般金黄的余晖。赋予历史多于其所应得的大量关注，将可以告人与不可以告人的秘密尽付其中。对于历史的尊重变得愈发不可理解，对于一句“历史自有公论”曾引得多少人唏嘘不已就是明证。说历史被当作公正的代言人如若有过，那么至少可以说前者在很多时刻被当作后者的发言人。这种心态也非常理所能解释。这“前因”与“后果”被联系起来的机制确也貌似象征着神秘。同时，民众心目中，对于神秘现象的解释物，通常为陈年旧物，这不能被仅仅看作是缺乏想象力的明证，更多地，人们在向历史致敬。这是制造者向由其制造出的图腾致以崇拜的一种方式，大约相当于向有形(其实也无形）的神仙面前敬献供品。人们对于过去的事实总是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这本来可以理解，但还希望其为自己主持公道就显得不伦不类。这种希望自己能够被写进历史的心情也难以被理解。充斥传统戏剧中的沉冤得雪，大仇得报无不是这类因果关系的自然产物。神秘主义将解释拖入不可知，人们对于历史的情结却将未来拖入可知，二者却仍然能够可以得到统一。运用神秘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将解释拖向不可知，其实是拖向过去，这代表了对于历史的信任，这与后者——历史情结，其实一脉相承。
今天下午，在喝了一瓶偶得的茶饮料之后，就有了这许多话。对于其原理的任何解释皆有可能被斥为神秘主义。
极速致死 吴戈 2005-07-21
July 10 如果没有生不如死为什么会有离情 离别将近，个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分别的苦痛的原因，与其说是对人对物的依恋（因为依恋这个词，本身很模糊）倒不如说是对于将与记忆载体分离的紧张，这样的载体可能是人，可能是物，也可能是景。较大的时空的转化意味着与自己曾经十分熟悉的环境的分离，这其实意味着与自己过去的断裂，这种断裂虽然时时刻刻都存在。对于人而言，一分钟，一秒钟都不可逆，每一个片断的产生都是对于前一个片断的背离，但是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与周遭环境和人物关系的相对稳定，连续性较强这样一种特征。仅仅由时间前进带来的与过去的分离，实际上是难以被察觉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忽略的，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人对于时间，空间的老去的感觉是较为迟钝的，这种迟钝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对常规性事件出现频率预测的偏差，这种偏差一般向高于常值的方向偏离。如错过一项活动，头脑中会出现的补偿想法一般为，还会有下一次，能赶得上下一次机会等。带来这种迟钝感觉的环境常常带给人与自己过去相遇的机会，相同事件的重演，相同景色的重现，相同人物的重逢无不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最有可能使人认为来日方长，年华永驻，青春不老。而由离别带来的巨大变化的前景则会从根本上颠覆这样的自我幻觉。认为青春不在可能是离情产生的最深层原因。在离别前夜引发的自我记忆企图会唤醒初到次地的情景，将其与当下两相比较，巨大的反差对于久已形成的时空观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对于前景的不确定更加剧了这一认识过程（对于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这可能是离情从产生到被强化的机制。
离别，意味着个人的历史和记忆的载体的失去，对于个人，特别是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人，除了日记，照片，对于自身成长的最大见证就是环境，是人，是物，是景。看官只要略一回想自己对于自己笔记，日记，文集，照片的态度就能够发现这种记忆载体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能记忆自己一切细节的人不存在，相信自己能记忆一切细节的人很少，而相信记忆对于自身意义的人应该很多很多。 因此，无论是，人所记忆的记忆，还是，记忆所记忆的人，都与时空观念密切相关，而在一定程度上校正我们的时空观念会对于抑制较为严重的离情有所助益，但对于这一美好情感的过度抒情化认识会有较强打击。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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